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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切磋所,论乙酉首义精气

2019-11-05 07:20栏目: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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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辛亥首义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转折时期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一种进步的历史文化。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辛亥首义文化的形式、类型、性质、内涵、精神和特点等方面多有关注,成果颇多。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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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的形式来讲,辛亥首义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创造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先进的中国人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的情况下,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要发展、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举起革命的大旗,以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正是在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王功安 徐骏华

首义文化首先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文化,向来就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秦灭六国后,楚人在反对秦暴政中表现出“秦必亡”、“大楚兴”的坚定信念,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楚人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汇聚到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如西汉末年,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两兄弟在绿林山建立根据地,打出了“绿林军”的旗帜,给封建统治者极大的震动﹔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湖北沔阳人陈友谅是南方红巾军的重要领导人,并建立了大汉农民政权。在近代,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在湖北武昌打响,封建帝制从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首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一次创造性发展,其革命性文化内核不断被后来的革命者所传承和弘扬。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就有3个,彭德怀、滕代远建立的湘鄂赣根据地,潘忠汝、戴克敏等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建立的洪湖湘鄂西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创建了鄂中、鄂东等根据地。可以说,首义文化上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又下启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100年前,以辛亥武昌首义导入高潮、神州呼应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开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之先河。辛亥首义的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光荣和骄傲,更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辛亥首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是继承、弘扬和发展辛亥首义精神的典范,辛亥首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开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中实现了历史性升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应该与时俱进,赋予辛亥首义精神新的时代特色,在融入时代精神中实现其当代价值。

其次,首义文化又具有世界意义,是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从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新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忧患意识普遍高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亚洲觉醒的一部分,不仅受到伊朗、土耳其革命的影响,还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列宁曾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亚洲觉醒进行了评价。他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由于辛亥首义文化是在世界进步潮流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世界性意义。

一、 辛亥首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第三,首义文化是与反帝反封、追求中国现代化前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世界潮流迫岸而来。变与不变成为中国人争论的焦点,怎样变成为中国人探索的目标。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对独立、民主和现代化的追求。然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继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制才有出路。革命党人勇敢地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樊篱,开始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孙中山曾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为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首义文化就是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反映,它带有显著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从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制定起义计划到起义爆发和胜利,以至保卫首义胜利成果,时间虽然不长,但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官兵和群众,用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革命行动,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铸成了辛亥首义精神。辛亥首义精神,是中华民族通过辛亥革命志士,在近代中国所展现出的新的精神状态,在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史上树起一个新的历史丰碑。

(一)辛亥首义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

就文化的类型来讲,辛亥首义文化是一种近代意义的文化,是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体现和丰富。

辛亥首义精神,是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准备、进行、成果捍卫的斗争中,革命党人、起义官兵、革命群众践行的革命理念和展现的革命品格、行为风范、战斗作风凝聚而成的革命精神,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辛亥武昌首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一次历史性升华。

首先,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近代意义的文化。在鸦片战争前,中华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它和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被誉为东西方文明的双璧。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战争连绵不绝,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在内忧外患面前,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爱国热情空前提高。先进中国人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探索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

l、辛亥首义精神内涵主要包括五“敢”精神**

其次,它体现了科学民主的精神。首义之士有很多是出洋留学的进步青年,他们对近代科学民主有着清醒的认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北的革命团体就有叫科学补习所的,从这一名字就不难揣测科学对湖北社会各阶层的强大吸引力。对民主的追求,特别是对共和政体的追求,革命党人表现得更为热切。同盟会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就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在起草的《鄂州约法》中就赋予人民言论、集会、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法律。

第一,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主要表现有三个第一:一是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取得了省城反清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胜利。1911年10月l0日傍晚,武昌城南新军工程八营营房首先发难,起义士兵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的率领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率先打响了反清的枪声。这一枪给清皇朝以致命—击。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推向了新的高峰。二是创立了第—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10月11日,取得起义胜利的革命党人,凭着对同盟会的信仰和首创精神,在武昌阅马场咨议局大楼,经民主协商议决: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三是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草案》。《鄂州约法草案》共计七章六十条,规定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等原则。它既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扬弃了君主立宪制度,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湖北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这“三个第一”,反映了革命党人革故鼎新的精神状态.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因为有了这“三个第一”,所以孙中山才称赞:“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⑴。

再次,首义文化还是一种近代爱国主义的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爱国内容是具体的。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遭到破坏,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社会始终停留在日见衰败的传统社会阶段,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了。中国要进步,要扫清历史发展的障碍,就必须推翻清王朝﹔中国要发展,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建立像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几乎成为革命党人的共识。正是由于充满时代、祖国、民族的体认和激情,在辛亥首义中,以刘静庵、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为代表的革命青年能够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舍生取义。

第二,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武昌首义从1911年初起义准备至11月28日汉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发展出现了各种挫折,经受了起义前、起义中和起义胜利的三次严重的考验。一是紧接着黄花岗起义失败就准备武昌首义的考验。1911年4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震惊了清皇朝,采取防范措施,进一步严密监视和防范革命党人的活动。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湖北革命党人并没有后退一步,他们决心变“响应”为“首义”,以进击的姿态准备在武昌起义;在革命党人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孙武提出:“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⑵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赞成。7月26日,《大江报》发表了为革命推波助澜的文章,把矛头直指清皇朝,触怒了敌人。革命党人不断突破敌人的严密监视和防范,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二是首义刚拉开序幕就遇上孙武配制炸药失事,三烈士遇难的考验。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配制炸药时,不慎失事。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接着,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他许多机关都遭到破坏,起义领导人员大批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遭瑞澂残酷杀害。在革命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革命党人一不怕死、二不怕挫,坚持用牺牲换来起义胜利。他们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清廷用铁血相拼的时候;与其坐而待捕,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发动起义。三是迎接阳夏决战,保卫首义胜利成果的考验。10月18日,清军向汉口刘家庙发起进攻,正式拉开了“阳(汉阳)夏(汉口)战争”的序幕。此前,军政府刚刚成立,兵力不足5000人。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勇敢地肩负起了保卫首义成果的重任。迅速扩军备战,5天内就招募到了3万名新兵,大多数还未经过训练就投入战斗。战后,红十字会在大智门外收殓革命军尸体,总计不下2000余具。红十字会的医生描述当时战场见闻说:“民军勇往直前,誓死不回”,“及受枪伤后,忍痛前进,不肯就医”⑶。阳夏战争自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8日,历时41天,革命军牺牲人数逾万,其中无名者多达4300人。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不胜感慨地说:“有此万余人之头颅,支持武昌根据地两月,使各省胆气雄壮,次第反正”,从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则此万余名英雄之功绩”⑷。

第三,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干多年。到了晚清,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登峰造极。武昌首义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矛头直指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正是由于武昌首义的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才一举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武昌总督署,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了共和立国之先声。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还表现在《鄂州约法》的制定与颁行。《鄂州约法》一反过去盛行两千多年的“联即国家”的皇权,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力,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信教、迁涉、营业自由;人民还可陈情于议会,监督行政官署。这种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还表现在革命党人在筹备、组织武昌首义的过程中,一反皇权的君主专制、独揽大权的作法。他们根据“民主、平等的精神”,提倡和践行“筹商大举”、“少数应服从多数”、“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会后革命党人按照会议决定分头行动。由于起义计划是大家民主讨论决定的,所以后来发动起义时,虽然出现挫折,消息隔绝,仍能一致行动。还颁发了平等的《严厉法令》,强调官兵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以此改变封建的等级森严,尝试民主平等建设革命队伍⑸。

就文化的性质来讲,辛亥首义文化是一种近代革命文化,是一种进步文化。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碎了长期禁锢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及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敢于抓机遇,果断发动起义的产物。当时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一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突出;二是清政权现况危机重重;三是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广大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漫延全国。四是湖北、武汉的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自发的反清斗争连续不断。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武汉的革命小团体经过分化、组合,演变成为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社员分布在清王朝的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共进会也加强在新军中的工作。此外,武汉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哺育下,也积极行动起来,从事革命活动。“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⑹。上述各方面的形势,充分说明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武汉的革命党人认为时逢“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时乎不再,盍兴乎来”⑺。于是坚决否定了个别人的“不可轻易发动起义”的意见,果断地抓住起义机遇,决定要向敌人进攻了”⑻。尽管在准备起义期间受到挫折,起义计划出现变动,但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动摇。他们一往无前,从果断地打响起义第一枪到迅速进军楚望台、夜攻总督署、占领武昌城、成立军政府、连克阳夏二镇,一鼓作气,夺取全胜。

首义文化是革命的文化。在20世纪初期,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当时的先进分子将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尽管各种思想文化良莠不齐,但它们还是深受渴望新知的人们的欢迎。当时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等等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辛亥首义文化与它们有很多联系,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改良派人士大多倡导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反对暴力革命。而首义文化则倡导革命,歌颂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振兴中华。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坚持武装起义的方针。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尽管如此,革命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后,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依然矢志同心,奋斗不止。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对首义文化的革命性质,及时地明确地予以定位,他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成功若是之速”,全赖革命“剖而去之”甚力。

第五,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湖北革命党人遵循孙中山“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的政策⑼,争取团结各种不同的力量,实现了几个方面的团结。一是建立革命团体内部的联合,实现了革命团体之间的团结。武汉地区有影响的团体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它们虽然都主张推翻清朝统治、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基础,但由于在发展组织、以谁为主体、如何看待对方等问题上存在门户之见,严重影响团结。在起义前夕,两大团体从争取辛亥首义胜利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次磋商,于1911年9月举行了联合大会。会议决定,将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搁置不用,以革命党人名义参加起义。9月24日,又召开大会,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举了革命领导人,实现了革命团体的联合,为辛亥首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把手里有枪的革命者联合起来,争取团结了新军。湖北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进行革命就“从运动军队入手”,始终把新军作为最主要的争取联合的对象,到武昌起义前夕,“总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其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⑽。这就使得湖北新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清政府控制的反动武装转化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反清革命武装。三是把武装起义与群众斗争联合起来,争取军民一致,团结对敌。革命党人通过多种报刊、街头演讲等多种途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这些活动对市民起来参与、支持武装起义,促使军民一致,共同战斗,起到了动员和联合作用。由于革命党人争取把武装起义与群众公开斗争联合起来,所以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市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武汉人心猛进与觉悟,知清命将终,暗中赞助革命,甚至侦探,以袒护革命党”。在起义爆发后,不仅城市秩序比较稳定,“不现恐慌之象”,而且“街市之上,几乎道不拾遗。三镇居民,对于革命同志、革命兵士,真是箪食壶浆以迎。革命军在前方打仗,不须予备军粮,人民按日送饭。至于运输各职务,不需军令,由人民自由运到”⑾。

首义文化是进步的文化。判断一种文化是进步还是落后,最根本的是看它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首义文化在辛亥革命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民国初年,曾经有三股复古逆流先后粉墨登场,他们打着孔子的旗号为封建帝制招魂,但都在人民的反对声浪中失败了。封建主义已为人们所不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在同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和复辟势力的激烈较量中,首义文化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2、五“敢”精神的内核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如同一条金线把五“敢”精神贯穿起来,使之成为巨大战斗力;而五“敢”精神又使爱国主义得以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就文化的内容来讲,首义文化涵盖了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晚清向民国转变时期(统称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其时的思想、文化、外交乃至于百姓生活,都打上了辛亥首义的深刻烙印。

第一,爱国与忠君相对立。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爱国的民族英雄。但由于封建社会爱国和忠君紧密联在一起,所以他们往往是在为某个皇帝、某姓王朝效忠,爱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一直到了晚清,还有些人,坚持从事“保皇”活动,仍然把爱国与忠君联在一起。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则不同,他们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如果爱国与忠君相联系,其所曰爱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12)。既然“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翻清廷”(13)。因此,他们就坚决把爱国与忠君相对立,践行了同盟会的党纲,“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宗旨”(14)。

辛亥革命以后,首义文化迅即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招牌已经竖起来了,不管其名实是否相符,但大家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当袁世凯把这块牌子甩落在地时,立即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洪宪帝制的闹剧上演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就是当年赞成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可见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何等巨大。在经济上,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它们都不得不重视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倡实业。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废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并制定法令保护和奖励实业。在军事上,革命党人以新军为依托,掌握了部分军队。在思想文化上,皇民奴化教育被废除,共和、民主、平等的思想渐入人心。在外交上,对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有所限制。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摧残人身心的缠足、不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蓄辫、扰乱社会风气的赌博以及人们之间“大人”、“老爷”的称呼统统被废除。这些现象都是由首义带来的文化变化,这也使得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赞美革命,认同变化,成为那时的社会潮流。

第二,爱国与革命相结合。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前者主张爱国与改良相结合,以挽救腐朽的清王朝。后者主张爱国与革命相结合,坚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15)。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要救国,就非革清王朝的命不可,因此,他们坚持革命立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大旗,毅然在《大江报》上公开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驳斥了立宪派通过请愿等和平手段以抵制革命的作法,斥责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指出“伏阙上书”等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是“亡中国之道”(16)。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爱国与武装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在大造舆论,全面作好战斗准备的基础上,一举夺取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的这两个特点,不仅决定了辛亥首义精神的时代性,而且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产生了一次飞跃,表明辛亥首义的胜利,不仅在政治领域,摧毁了清王朝在华中的统治中心,导致清王朝以至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覆灭,而且在精神领域,否定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促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就文化的精神来讲,首义文化集中地体现为中华民族固有的世代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敢于创造的精神。中华民族向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国向来就不缺少为民请命、舍身成仁的豪杰志士。在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革命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抱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革命党人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写的《与妻书》中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它鲜明地映现了当时革命者的精神情操﹔就是今天读来,仍让人为其革命豪情所倾倒。

(二)辛亥首义精神是民族精神时代性升华的一个里程碑**

首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造反精神和执着精神,继承了中国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开拓精神。楚人屈原曾经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国家山河破败的情况下,宁死不屈,抱石投河。在近代,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在清军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楚人以新的形式和面貌续写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新的内涵和魅力展示了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17)辛亥首义精神是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弘扬,在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辛亥首义精神所坚持的信仰与理念上。辛亥首义精神,既是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与辛亥武昌首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化。孙中山顺应时代的呼唤,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借鉴欧美革命的经验,创立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洋人的朝廷“——清王朝统治,夺取政权,是前提;民权主义就是要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政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所在,是核心;而民生主义则是追求民生幸福,以巩固政权,是根本。三民主义涉及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各个方面,因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其要旨是以革命手段,推翻以清王朝为载体的封建专制旧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新制度。正因为有了三民主义的信仰、理念,辛亥首义精神才能为民族精神增添时代性内涵,在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文化的特点。首义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还应指出的是,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孙中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验强调“不能完全照搬欧美”,“西方文明无疑要引进”,但是“需要善果,避却恶果”(18)。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表示向往,在主观上有着引人社会主义因素以避免资本主义恶果的愿望。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然而这种社会主义情结,使三民主义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有了可能。这也使得辛亥首义精神在民族精神传承史中不仅能承前,而且更能启后。这种里程碑意义更为重大。

首先是向上的、求变的、求新的。诚如近代史专家胡绳、陈旭麓、章开沅等指出的,近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新陈代谢是贯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几根主线。对辛亥革命来说,也是如此。首义文化围绕这几条主线展开、深化,形成了向上发展、求变趋新的近代文化。在辛亥首义中,追求进步,支持革命,成为一时风尚。“三镇居民,对于革命同志,革命兵士,真是箪食壶浆以迎。革命军在前方打仗,不须预备军粮,人民按日送饭。至于运输各职务,不须军令,由人民自行运到。若有所需,无不立时供给,从无有自私自利者。”其次是结合古今、融汇中西的。辛亥革命既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又对它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风趣地把武昌首义比做“汤武革命”,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幽默,是中华文化同西方文化相融会的幽默。再次是敢于斗争、坚持斗争、不懈斗争的。武昌首义,是敢于斗争的典范﹔从打响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经历阳夏之战,到建立湖北军政府,体现了坚持斗争、不懈斗争的英雄主义革命气概。

其次,体现在辛亥首义精神振兴中华的价值取向上。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振兴中华,是辛亥首义精神的价值取向。孙中山是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第一人。他认为革命是建设的前提,建设是革命的目的。在其一生中,奔走革命数十年,“从事破坏,然亦时时研究建设。”(19)在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表示要集中精力,以民生主义为指针,进行现代化建设。1912年至1913年间,他在视察各地时,发表数十次演讲,讲述民生主义问题,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即使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集中精力从事“讨袁”、“护国”、“护法”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仍在思考与研究建设问题,随后,撰写出《建国方略》,构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辛亥首义精神以振兴中华为价值取向,赋予了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与此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期奋斗。这就使得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为价值取向的辛亥首义精神,具有可延续性。上述时代性和可延续性,是辛亥首义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识。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3月22日)< td>

二、 中国共产党是继承、弘扬和发展辛亥首义精神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革命领导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创造了条件,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是继承、弘扬和发展辛亥首义精神的典范。

以武昌首义为发端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开了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民族革命之先河。它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它给旧的生产关系以极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得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不过,它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受阶级局限性严重制约,使其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严重的现实表明, “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20)。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新潮流,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21)。

孙中山有着与时俱进的品格,他顺应世界新潮流,走上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公开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与中共一起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正当他开始新的探索时,却与世长辞。在临终前,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承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者的未竟事业,开创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一条既继承孙中山民主主义合理内核又有实质性创新、发展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这曾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先进中国人共同的心声。然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不能照搬,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包括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到大革命的失败的曲折;从土地革命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曲折),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并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巨大变化。

开创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率领全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的探索艰难曲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发生过严重挫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这个伟大事业经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与发展,在21世纪成功地继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2)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已经实现了三步走的前两步目标,即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现在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即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阶段。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人均GDP也接近了4000美元。到本世纪中叶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之时。

中国共产党是继承、弘扬与发展辛亥首义精神的典范,始终如一地真诚继承,富有创造性地弘扬与发展,使得辛亥首义精神在开创走向民族复兴新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两次历史性升华。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倡导、践行延安精神,使辛亥首义精神实现一次历史性升华。**

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离开陕北的13年,史称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里运筹帷幄,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并领导了全民族抗战;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与此同时,培育、倡导、模范践行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红色精神之大成,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事业的奋斗中,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23)。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被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内容中,蕴涵着与辛亥首义精神一脉相承的内容,那就是爱国主义、民主精神、敢于斗争和自强不息的风骨,这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使辛亥首义精神实现了一次历史性升华。

第一,爱国主义是贯穿辛亥首义五“敢”精神的一条金线,也是延安精神的基础。延安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较辛亥革命而言,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就是把爱国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统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了两个关系:一是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被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摒弃前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战。在抗战中,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冲突有时表现突出。中共中央在延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调节阶级关系,维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二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有支持被压迫民族、被侵略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中国共产党又是爱国主义者,全身心地领导、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各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援。

第二,民主精神是辛亥首义五“敢”精神的灵魂,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质。延安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与实行民主制度相结合,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的环境下形成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延安精神使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主要体现在,通过民众的广泛民主参与,实行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言论自由;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各抗日阶级的代表参政议政;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平等,人人皆“同志”的平等观。这种民主精神,以新的政治形态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当时,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24)

第三,敢于斗争、自强不息的风骨,是辛亥首义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又一个共同点。辛亥首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武昌起义中勇往直前、英勇奋战的战斗作风上,而延安精神则集中体现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与生活作风上。这是“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最集中体现”(25)。为了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3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粥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曲凯歌。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倡导、模范践行时代精神,使辛亥首义精神实现又一次历史性升华。**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把中国引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伟大事业催生伟大精神。与之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培育、倡导、模范践行了新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民族精神和红色精神(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民族精神在近代突出表现的辛亥首义精神,在与新的实践结合中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升华。时代精神融入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时代精神与辛亥首义精神关联的角度研究,列举以下几点:

第一,勇于开拓、改革创新的精神。武昌首义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生动地体现了孙中山的改革创新意识。包含武昌首义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内的孙中山改革创新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继承与发展,改革创新已经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标志。一是改革创新“敢”字当先。解放思想,冲破一切陈规陋俗、条条框框的束缚,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初,酝酿在广东办经济特区时,邓小平曾生动地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26)“深圳人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子劲,创造了神话般的深圳奇迹。他后来在深圳视察时总结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27)二是改革创新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局限,武昌首义的首创精神和孙中山的改革创新思想,在当时只是少数精英的意识,那么,在当代中国,勇于开拓、改革创新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导精神状态。人民群众是改革创新的主体,很多改革的经验,是处在农村、工厂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28)。正是这一创举,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新的伟大革命,影响是全面、深刻的,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也带来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催生了新的时代精神,尤其是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29),改革创新精神,是首义精神和孙中山革命思想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最显著标志。

第二,崇尚科学、以人为本的理念。孙中山祟尚科学,在少年时就有“科学救国”的志向,后来在领导革命过程中,要求学生学习科技知识,以启蒙民智。作为时代精神重要内容的科学精神,继承并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孙中山的科学理念。一是不仅体现在把科学技术提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而且崇尚科学的观念融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坚持科学执政;融人发展观里,坚持科学发展。二是体现在祟尚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祟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技工作者,用自己的信念、智慧、心血和毕生精力乃至生命,诠释了科学精神,钱学森是他们中最杰出代表;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则是对科技工作者奉献和创新品格的最生动写照。

武昌首义高举的民主主义旗帜中蕴含着以人为本的观念。1912年,孙中山在《社会主义之源流与实施法》中,把民生主义中的“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首先是对权力主体的定位,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其次是对发展目标的定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0)。以人为本,“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宗旨和最新的执政理念”(31)。丰富与发展了孙中山注重民生的伦理思想。

第三,把握机遇与迎接挑战辩证统一的机遇意识。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是辛亥首义精神的重要内容。这一精神融人时代精神并得以升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马克思主义机遇观。一是用机遇思想观察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强调要善于抓住机遇,谋发展。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二是从战略高度把握机遇,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三是坚持挑战与机遇、忧患意识与机遇意识辩证统一,掌握抓机遇的主动权。一方面,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要善于权衡利弊,把握机遇。另一方面,认为机遇与挑战是可能转换的,要善于把挑战变成机遇。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沉着应对,使之成为发展的机遇,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谷时期,中国经济仍高速地发展。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为克服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作出重大贡献。四是强调忧患意识与机遇意识相互促进。当代中国人的主导意识,不仅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警醒自己,而且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挑战,不在忧患中沉沦,而以忧患作为抓机遇的动力。

第四,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在新的历史时期,辛亥首义的团结精神、牺牲精神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得到弘扬与升华。这突出地体现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2008年和2010年的抗震救灾斗争中。1998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几乎中国的大江大河都出现了洪水泛滥的险情。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这场洪灾进行了殊死较量,展现出了一种崇高的抗洪精神。江泽民将“九八抗洪精神”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天崩地裂,山川移位,河流改道,房屋倒塌,生命被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指挥下,13亿中国人挺起铮铮脊梁,展开了一场气吞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又一次展示出了十分崇高的精神,即抗震救灾精神。胡锦涛将抗震救灾精神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在2010年的玉树大地震中,这种抗震救灾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

九八抗洪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交融激荡而成的伟大精神,使得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获得又一次历史性升华。一方面,民族精神不仅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而且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增添了时代元素,比如:开放意识、世界眼光、法制观念,尤其是增加了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理念。“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第一位是救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贯穿着“以人为本”这条主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尊重科学,坚持依靠科学、运用科学,把科技的力量与顽强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人的能动精神,又充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攻克道道难题,化解种种风险,使科技成为战胜自然灾害的强有力支撑。

三、 弘扬辛亥首义精神必须赋予首义精神以新的时代特色**

(一)辛亥首义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必须在适应新时代、完成新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培育、丰富和升华。**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光大的伟大时代。培育、丰富和升华辛亥首义精神,既是新时代、新任务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辛亥首义精神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因为辛亥首义精神本身要与时俱进、不断注入时代元素,从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从人民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在适应新时代、完成新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培育、丰富和升华。

辛亥首义精神之所以要在适应新时代、完成新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培育、丰富和升华,是因为:

第一、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辛亥首义精神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培育、丰富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起反作用。革命理论、革命精神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辛亥首义精神也是一样,在武昌首义的战斗中产生,在辛亥革命中受检验,并随着以后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现在是新世纪,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们要让辛亥首义精神在改革开放中注入时代新元素,在新世纪三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彰显、培育和升华。

第二、从辛亥首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关系来说,辛亥首义精神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培育、丰富和升华。中华民族精神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母体,是产生形成首义精神的历史渊源;而辛亥首义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体现,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升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首义精神同中华民族精神一样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因此,辛亥首义精神始终是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第三,从首义精神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来说,辛亥首义精神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培育、丰富和升华。“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32)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培育、弘扬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现在,党和国家已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并在全国上下已经兴起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潮。随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加上辛亥革命百年的来临,必须也必然会出现一个继承弘扬辛亥首义精神的高潮。党的十七大把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之一,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要求“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33)辛亥首义精神的这种新定位、新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弘扬、丰富和升华这个精神。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作为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民族精神(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同样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同样,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也不能割断历史。所以传承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及辛亥首义精神的内在规律发展的要求。在我国文化建设进入快车道、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正在到来的时候,在辛亥革命百年大庆来临之际,在祖国大地上必然会兴起一个继承弘扬和培育升华辛亥首义精神的热潮。

(二)把辛亥首义精神融人时代精神之中,赋予首义精神新的时代特色。**

首义精神的时代特色是由时代发展决定的。时代的发展既对首义精神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首义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时代化是首义精神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发展辛亥首义精神,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辛亥首义精神同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赋予辛亥首义精神新的时代特色。

1、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赋予辛亥首义精神先进性特色。**

判断民族精神是否先进,主要看它能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华民族精神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就是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保持民族精神的先进性。辛亥首义精神也是一样,要使它长传而不衰,也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是要使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赋予新的先进性特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4)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又由于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开辟了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是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是植根于社会实践、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理论,因而它本身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先进性。所以用这样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辛亥首义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就必然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先进性的特色。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党的十六大又决定把弘扬和培育包括辛亥首义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35)。这就不仅从指导思想上决定了必然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先进性的特色,而且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文化建设任务上保证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先进性特色。

2、坚持辛亥首义精神同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首义精神创新性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时期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和创新,而且是实践、理论、制度的多重探索和创新。实践的探索和创新,就是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和创新,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制度探索和创新,就是确立了“一种新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长期历史过程。就我们已经经历的这一大段历史来看,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了探索创新的过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分别开创出新的理论和新的发展路线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创新并取得了新的成功。事实上,“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种制度”的探索和创新,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范例。所以在坚持“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种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来弘扬发展辛亥首义精神,就必然要求首义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首义精神具有创新性的时代特色。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弘扬首义精神,必然使首义精神得到培育和升华、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创新性特色。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之上,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充分发挥我国已经拥有的经济科技实力的基础之上,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这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36)正是由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所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然贯穿到文化建设中来,贯穿到弘扬发展辛亥首义精神中来,“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创新性特色。

3、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赋予辛亥首义精神广泛性特色。**

为什么在新世纪、新时代除了必须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外,还要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其一、因为爱国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作出这个论断的依据主要在于,爱国主义是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是湖北革命党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它不仅深深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在民间传颂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豪言壮语和“卧薪尝胆”、“闻鸡起舞”、“精忠报国”的爱国故事,还深深植根于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沃土,与历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北的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不少人是“秀才当兵”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自幼就在民间接受了爱国主义传说和故事的熏陶,还从学校和历史遗产中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迪和教育,并且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这种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状况,自然把爱国主义作为他们参加革命、效忠革命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本文第一部分讲的五“敢”精神中,无论那种精神都是与爱国主义密不可分。爱国主义不仅象一根金线,贯穿于五“敢”精神之中,使每一种精神都充满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豪情,而且还是辛亥首义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对湖北革命党人和参加起义士兵的长期熏陶和哺育,就不会有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没有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就不会有辛亥首义精神。

其二、因为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孙中山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那时我们历史悠久的祖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蹂躏和侵略,中国人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和压迫,中国的民族独立受到严重侵害、主权不断丧失,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目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极大的民族义愤,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形成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坚定信念。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起,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全身心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为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毕生精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无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37)。孙中山一生“爱国若命”,他“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说: “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38)孙中山也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因而我们弘扬辛亥首义精神,就要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其三、因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有利于和平统一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已经用“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日益丰富。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39)所以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步骤,“稳中求进”地发展两岸关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新世纪、新时代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献智慧,出力量,形成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合力,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携手开拓,共同奋斗,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来弘扬辛亥首义精神,就必然赋予辛亥首义精神以广泛性特色。

回首百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辛亥首义精神,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传承,在开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升华,这块民族精神瑰宝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立足当今,展望未来,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的辛亥首义精神,一定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发挥精神动力的作用,其光芒将会更加璀璨。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l 982年版,第3l 6页.

[2]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l 958年版,第35页.

[3]《武汉旅游文化丛书》编委会:《辛亥首义红楼》,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4]皮明庥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l 5l页.

[5]皮明庥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l 991年版,第ll 6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民国35年版,第18页.

[7]柴德赓等:《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l 957年版,第83页、第25页.

[8]皮明麻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l 991年版,第70-71页.

[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l页.

[10]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巴蜀书社l 989年版,第372页.

[11]《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l 981年版,第53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l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13]《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l 961年版,第18l页.

[1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l 958年版,第3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l 999年版,第156页.

[16]皮明麻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l 991年版,第7l页.

[17]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第l版,2003年4月30日.

[18]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l 956年版,第76页.

[19]《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l 984年版,第325页.

[2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3页.

[2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3页.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ll页.

[23]参考有林主编:《论延安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页.

[24]参见《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l 984年4月版,第564页.

[25]有林主编:《论延安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页.

[26]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l997年版,第19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l 993年版,第372页.

[28]同上,第382页.

[2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3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l 5页.

[31]李忠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新华网2004—4—l 9.

[32]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lO年7月24日.

[33]刘云山:《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4—6页.

[3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ll—l 2页.

[3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6]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党的创新理论》下册,红旗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400页.

[37]引自孙文学说自序.

[38]参见新华社2005年4月29日“关于胡锦涛与连战先生会谈时的讲话” .

[39]《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作者介绍:

王功安为武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原部长、武汉社会主义学院原院长

徐骏华为武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教授,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原党史教研部主任

责任编辑:刘济华 孔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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