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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棋牌游戏方针推进民国史研究,民国史研究

2019-11-05 07:19栏目: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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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与我们生活愈近的历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也愈大。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张宪文的领导下,洞悉先机,号召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历史学界70位学者来做一桩史无前例的创举,气魄恢宏令人叹为观止,嘉惠学林之广令人钦佩。例如,《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这三专卷中,虽然从标题上看均关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但真正讨论其政治制度、施政措施、社会经济建设、中央及地方政党活动的叙述文字,少之又少。比如,第六卷在讨论探索农业现代化问题时,直接提出从农业改良运动中,所有为复兴农村而努力的团体和流派,包括阎锡山的村治派,陈瀚笙的中国农村派,晏阳初、黄炎培的乡村教育派,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薛仙舟、寿勉成领导的农业合作派。

提及民国史研究,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张宪文。已至杖朝之年的张宪文仍以极大的热情活跃在学术舞台上,担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等多项职务。近日,张宪文向记者讲述他在南京大学伏案研究的经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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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民国史研究,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张宪文。已至杖朝之年的张宪文仍以极大的热情活跃在学术舞台上,担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等多项职务。近日,张宪文向记者讲述他在南京大学伏案研究的经历和感悟。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与我们生活愈近的历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也愈大。中国史中的中华民国史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相关性巨大。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父辈人的生活轨迹,也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出生与成长。

经历两次“被安排”

  由于过去两岸在史料开放问题上步履缓慢,更限于当时态势,以往两岸史学界虽然做过不少努力,也有不错的成果问世,但总不免受到现实的束缚,史学工作者即使想有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的浩然之气,也不得不自我设限。

张宪文说,他的研究历程是从两次“被安排”开始的,“1954年,我报考了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财经学院,最后却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我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到后来任教时被要求讲授 ‘中国现代史’”。也正是因为这两次“被安排”,张宪文才得以进入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

  更新不当史观与认知

面对当时尚无学术积淀、无史料资源、无课程体系的中国现代史,张宪文没有气馁,开始探索尝试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1983年,他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纲》。

  张宪文教授及其弟子孜孜不息努力数十载,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在咫尺的便利条件,使南京大学发展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重镇,出版了不少有水平的民国史著作。而在台湾方面,早先史学界囿于后朝人修前朝史的陈腐观念,对于民国史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大学才有中国现代史课程,然而在教材编写上,仍不免以阐述国民革命为主轴。

民国史研究是中国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认真思考《史纲》的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张宪文告诉记者,他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实事求是,有真实史料根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按照史料给予其恰当的评价;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的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性应“一步到位”,但改变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就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采取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两岸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思想观念碰撞日趋激烈,新的档案史料公开使民国史研究达到新的高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张宪文的领导下,洞悉先机,号召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历史学界70位学者来做一桩史无前例的创举,气魄恢宏令人叹为观止,嘉惠学林之广令人钦佩。张宪文在序言中说,此一套书之编写宗旨,乃在体现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质量,也是在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显然,这一目标代表了民国史研究的突破和进步。

“《史纲》花费了我很多精力,要纠正那么多不当的观点,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张宪文告诉记者,为了修改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从1984年6月至次年2月,他坚持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直坐在那里改稿子。当时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看到他这样辛苦,还曾在作文中写道:“长大以后绝不学爸爸,天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春秋责备贤者”

当然,这些辛苦没有白费,《史纲》于1985年出版后,获得学界一片赞誉。张宪文说:“尽管《史纲》对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客观上来说,《史纲》对历史真实来说只走了半步,我们还必须把没走的半步走下去。”为了全面、客观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2005年张宪文新编写的 《中华民国史》付梓出版。

  这套书不直接定名为“中华民国史”,而称《中华民国专题史》,可能含有一些谦虚与退让、有待来者的思维在其间。这一态度给书评人更多机会来做些“春秋责备贤者”的空间。例如,《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这三专卷中,虽然从标题上看均关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但真正讨论其政治制度、施政措施、社会经济建设、中央及地方政党活动的叙述文字,少之又少。这自然与《袁世凯全集》尚未完全出版,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的档案资料未被重视有关。这也是以往民国史研究者的共有缺憾,值得我辈今后纠正努力。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虽有令人渺视之处,但它毕竟在中华民国史中存在了近17年,其作为与不作为,均不容学者忽视。此外,关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之称谓,第三卷称为《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这是比较准确的称谓,对于社会上甚至报刊媒体上以往多称之为“北洋政府”者,产生一定的矫正作用。在这里提一点建议,这套书乃几十人的集体创作,前后行文中仍有人偶用“北洋政府”称之,乃美中不足,建议再版时一并改正。

协作开展南京大屠杀研究

随着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作为民国史研究重要内容的南京大屠杀研究逐渐进入张宪文的研究领域。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大课题的研究,并指定由张宪文负责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京回宁后,张宪文迅速制定搜集方案,组织研究队伍,想方设法筹集研究经费,并先后派学者赴日、美、英、德、法等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翻译各语种的原始史料,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一手资料。至201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此后,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张宪文带领团队经过3年努力,于2012年12月推出了《南京大屠杀全史》。

张宪文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重大事件和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也是当今中日关系矛盾的焦点。日本右翼势力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纠缠不休,特别是在屠杀人数上制造是非,我们绝不可以陷入其圈套和陷阱。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我国学术界应加强力量,写出更多的、水平更高的学术著作来。

通过史学研究深化现实认知

谈及学术研究,张宪文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指着刚从桌上搬下、如小山一样的书稿向记者表示,这是三部刚完工的书稿,分别为宋美龄研究系列——“宋美龄文集”、“中华民国专题史”项目和“南京百年城市史”项目。

其中,“中华民国专题史”项目启动于2010年8月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会议期间,共计18卷,由两岸四地共74位学者合作完成,旨在以两岸四地间多年来的学术交流为基础,争取在更多的历史问题上化解分歧、求同存异。“我们相信,通过这个研究项目,两岸合作研究民国史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两岸和平发展及未来的和平统一,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张宪文表示,他们还会将《南京大屠杀全史》压缩成50万字的简本,并将其翻译成日文、英文,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此外,他们还计划利用大量反映日本侵略行为的照片,于2015年编辑出版一套《日本侵华图志》。他说,“以往提到日本侵华,人们多从‘抗战’角度进行研究,对日方侵略行为的揭露并不是很多。”

张宪文常常告诫他的学生,不仅要注重社会调查,还要有敏锐的历史感和开拓精神,能够从原始材料中发掘出新的历史问题。在他看来,往后看的历史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人们学习历史不能仅停留于史实的记忆,还要从中加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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