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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20世纪50年代新

2019-12-01 06:56栏目: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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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中国获得政治独立后,为了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对内保护民族工业的贸易政策。鉴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很快改变对新中国的敌对态度,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将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以苏联和东欧及其他地区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主的基本方针,同时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内地商品;港澳地区;土畜产品;市场争夺战

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底1950年初,中央贸易部连续召开有关猪鬃、皮毛、丝绸、茶叶及有色金属钨、锑、锡等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研究大宗出口商品的产销情况,制定出口计划和保证措施,控制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并同一些西方国家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当时主要利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转口港的地位,充分发挥香港对于内地在外贸出口换取外汇、进口所需建设物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军兵舰在沿海进行封锁,但美英等国仍有不少商人继续同中国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

作者简介: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颁布有关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等法令,宣布冻结中国政府在美的资产、中国人民在美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多种。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1951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陡然下降,新中国在对外贸易上遇到很大困难。

  【作者简介】欧阳湘,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032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其基本的判断是:在经济上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我国地方大,南方北方都有出口通路。另外,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各国商人要赚钱,即使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因此,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完全可能的。基于上述估计,中央人民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斗争。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恢复和发展在香港市场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香港作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的通道优势,于20世纪50年代持续在港澳地区打响了市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既是长期复杂的经济斗争,也是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新中国在政策措施上积极调整,确立占领市场的方针与目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应对举措,以团结华商、利于商品出口和销售。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土畜市场是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商品在港澳市场的基本情况。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争夺战具有多方面意义,经济方面增强了出口创汇;政治上有利于加强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紧密联系,增加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对广大港澳同胞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以及后来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也具有重要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财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大力抢购物资,尽量减少外汇损失。据中央贸易部的报告,从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贸易部系统将有可能被美国冻结、扣留的约2.4亿余美元的外汇和物资,绝大部分抢购抢运回国。1950年12月,中财委决定改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汇贸易方式,暂时改用易货办法,先进后出;凡需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否则宁愿不做。同时,充分利用私营进出口商同国外厂商的历史联系和良好信用关系,在国家支持下积极开拓进出口业务,取得良好业绩。

  【关 键 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内地商品;港澳地区;土畜产品;市场争夺战

针对封锁禁运使中国输入建设器材、原料等物资日益困难的情况,我国积极扩大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方面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结构,以适应苏联等国的需要;一方面向苏联等国提出今后数年中国对工业器材与原料的需求,以弥补进口物资不能满足工业需要的困难。由此,我国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上升。国内所需的工矿、交通、建设器材等重要物资,主要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供应。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4)02-0071-08

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马来亚等新兴独立国家,虽然在美国的胁迫下不得不参加对中国的禁运,但禁运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受到损失和影响,因而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我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在东南亚、南亚国家打开缺口,争取到一部分战略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港澳地区实施“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早在1949年2月,毛泽东就指出:全国解放在即,“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①。后来,香港成为新中国对外发展贸易的通道之一,也是新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前哨阵地。新中国为巩固、恢复和发展市场优势,持续在港澳地区打响的市场争夺战,就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贸易斗争。

在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同时,中央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对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争取重要物资进口。实际上,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在设法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或秘密的贸易。由于香港经济对大陆有很大依赖性,港英当局即使有美国的压力,也不愿断绝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经由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襄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鲜蛋、水果、鱼类、烟叶等农副产品,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一

此外,党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1951年派代表团参加在莱比锡、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宣传介绍新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市场情况。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到会的30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100多个工商团体和企业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洽谈,同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11个国家的50多个工商企业签订了总值达2.24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5月,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首先发展同日本的民间贸易,签订了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尽管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阻挠干涉,这些民间贸易协议未能完全实现,但新中国的经济潜力已为各国工商界所了解和认识。

金沙棋牌游戏,  确保港澳市场优势,主要是确保中国内地出口商品在港澳地区进口市场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至于港澳出口市场,或者说港澳商人将货物卖到哪个国家,除少数年份的极少数战略物资外,新中国政府并不干涉。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8年间,中国内地同港澳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三个特点:经济联系以贸易为主;在贸易中,以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为主;在出口中,又以供应副食品和生产原料为主。②这里所谓港澳市场,主要是香港市场(澳门的情况类似),但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东南亚市场。按照华南对外贸易分局的说法:“经香港转口东南亚是香港对外贸易中的南线,也是香港出口的主要的一面。”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给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带来不少困难,但也促使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国家。在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党和人民政府更加注重挖掘内部潜力,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粮食、棉花、烟草等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相继达到基本上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不再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积极扩大内需,为一时难以出口的外销产品找到出路,有效地化解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遏制。

  确保我国内地出口商品在港澳进口市场中的优势,就是要淘汰其他国家(地区)来货。新中国在港澳市场的争夺战,既是长期复杂的经济斗争,也是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在进行这一斗争时,我国有许多有利条件:香港99%的居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养成了乐用国货的习惯,在心理上有一种亲近感;其他国家地区商品向香港扩张,直接触犯当地厂商和英国的利益,必将激起当地群众和工商界的反对,并加深他们同英国的矛盾。这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我们的商品有其传统市场,很大部分是侨胞及港澳同胞所喜爱的日常必需品。相较于外国货源及本地生产因地理、运输等客观条件所限,我们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④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逐步把半殖民地的贸易改变为独立自主的贸易。积极开展内外交流、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从机构、管理、进出口经营,包括外贸商品生产及内外商业联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组,加快了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的步伐。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然而,新中国确保内地商品港澳市场的优势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从实行封锁禁运中得到好处,相反却失去了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及重要的原料来源地。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西方各国商人要求缩减禁运物资范围的呼声渐高。周恩来在总结这一阶段的斗争时说:“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

  其一,因进出口方针政策改变而导致出口困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和禁运逐步升级。我国政府为尽量减少损失,决定改变进出口方针,将现存外汇(包括已开出的英镑购买证)“全部甩掉,买成物资运回”,并且“尽可能争取外商银行买下中国的美元汇票”。1951年,华南财委为便利“抢运我国所需物资”,在深圳、关闸等地成立对外贸易联合办事处。⑤1951年3月,中南财委“加强猪鬃管制掌握对美帝的斗争”,主要是管制出口。因为猪鬃为美国战略储备物资主要对象之一,过去美国所需猪鬃90%“仰赖我国”。自断绝与我贸易关系后,其“来源已竭”。近来被迫开放猪鬃进口限制,希望通过中立国家盗取。猪鬃“为对美帝斗争重要武器之一”。⑥中国政府还采取鼓励进口、限制出口的金融措施,连续降低汇价。1952年春以后,国际市场物价逐步下落,中国外汇牌价更显得过低。结果,“出口物资大部无利,出不去”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其二,内地对港澳地区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相对于国内消费来说是出口,存在内外销矛盾。外贸部长叶季壮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指出:“如果某些重要物资确实发生全国性的供应困难,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活时,当然也要考虑适当减少出口。”⑧1958年12月,叶季壮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会议上强调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他说:“有的同志喜欢把进出口摆在第一位,这是错误的。进出口的重要性绝不能超过六亿五千万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国内自力更生需要的东西抵触。”⑨这当然也影响到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从而制约中国在港澳市场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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