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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澳门官网下载app】没时间恋爱,核电回暖

2019-11-24 11:39栏目:能源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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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事故即将迎来周年,全球对核电安全问题的担忧情绪还深刻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核电项目重启已经开始。

“2016年就业形势比较复杂、非常艰巨。”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针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判断。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穆占英向记者透露,我国核电项目审批重启在即,预计今年一定会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

相比之下,有关高校核电相关专业的毕业签约率却非常乐观。比如中山大学向第一财经1℃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6月20日,该校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72名学生正式毕业,除了6人继续读博之外,绝大部分签约中国广核集团(下称“中广核”),另有3人签约法国电力集团、2人签约法国阿海集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作为能源消费大国,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一篇《用就业率决定考研专业选择》的分析文章中说,“今天看似冷门的专业不一定将来工作就难找。”大学核能院反应堆工程专业的毕业研究生也为就业烦恼,但他们烦恼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为“去哪一家”发愁。一些同学,由于长期跟随导师从事核反应堆的科研项目,具有很强的科研和实操经验,包括中核集团、中广核和东北一家核电设备制造厂在内的单位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核电高速发展挑战监管

另外一些就业分析文章则统计认为,正如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那样,核电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几乎是100%。

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核电发展出现“减速”。世界主要核电国家都针对事故原因,对本国的核电安全性重新进行了评估,德国称,到2022年将关闭该国所有的核电站。2011年中国也没有批准建造新的核电站,已经批准而尚未开工的4个机组也处于停顿状态。

昔日的就业冷门专业为何在今天变成最热?这与中国核电产业的再次大发展有着必然的关联。日本福岛核事故过去5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核电行业逐渐恢复了元气。目前中国在建的核电机组是24台,在建数量位列世界首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核能的重要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欧盟驻华大使史伟2015年在广州对1℃记者说。

不过,今年的2月9日,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宣布批准了2台机组的建设和运行许可。自1979年三哩岛核电事故之后,美国已有30多年没有新批任何核电机组。

2015年3月,在山东举行的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艾德生分析说, 中国未来10年对核电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要达到至少3-4万名以上的总量。

有报道称,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Kwaku Aning在一个论坛上说,预计今年越南、孟加拉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和白俄罗斯将开始建造其国内第一座核电厂。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则可能紧随其后在2013年建造核电站。

高校早已对人才市场的需求做出了反应。1℃记者最近从有关核电主管部门独家获得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有40余所高校设立了核专业,在校生规模达到1万人。校企合作,已成为核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在同一论坛上,国际原子能机构驻联合国总干事Geoffrey Shaw指出,去年大约有60个国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接洽关于启动核电项目事宜。

而在2007年,公开资料显示,全国所有开设核工程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总量大约500人,他们主要来自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工程大学等四所高校。

“两会”前夕,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门给记者发来邮件,提供了一份题为《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的文件,邮件称,已经与多位人大代表探讨了核安全监管问题,有代表已决定在“两会”建议案中吸纳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对于一哄而上的核电相关专业和集聚出现的毕业生,真正专业和的人才稀缺问题更受关注。原国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员对1℃记者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最令人担心的是超常规发展带来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足问题。”

《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指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核能将得到更广泛的利用。但与之相应的设计可靠性、建设单位资质、设备制造质量和运行管理人员资格的审核等都远远落后于核电的高速发展,核安全监管急需加强。

最近,环保部对几名核电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采取行政处罚一事,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还好被发现!”事件公布后,某核电企业的一名员工对第一财经1℃记者说,“核安全中的人问题很关键。”在他看来,哪怕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小失误,都有可能直接到核电厂的安全。

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告诉记者,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大干快上”的思路在核电发展上也依然存在,核安全监管“百年大计,安全第一”的宗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受到挑战的。

7月26日,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官网挂出的两则消息显示,环保部已经对阳江核电厂4名核电工作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原因是在2015年3月22日阳江核电厂1号机组大修期间,他们在对有关设备的处理过程中,未按程序操作,导致余热排出系统泵全停运6分钟,违反了核电厂运行技术规格书要求,且事件发生后隐瞒不报和未按程序记录事件。

今年2月6日,福建福清核电厂诸多核安全隐患问题被国家核安全局曝光。调查发现,福清核电厂钢筋料场及钢构料场的部分材料无标牌、标识不清及标牌记录不全,现场废料没有分区管理;土建工程施工中出现了混凝土裂缝以及蜂窝麻面、错台等外观缺陷问题;部分大体积混凝土测温记录降温梯度控制不能完全满足规范要求,部分测温探头损坏;现场个别管道接口没有保护;现场焊接安装过程多次发生现焊丝退货的情况;主管道焊接区门口一台灭火器失效。

上述处罚事件,是中国始终把核安全摆在首要的集中体现。而在核电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的核电人才,尤其是和核心人才。

而在此前,红沿河、宁德核电厂也出现了混凝土施工质量问题,中核混凝土公司还出现过对坍落度不满足要求的混凝土采用补充砂浆的方式来调整坍落度,造成混凝土原有配合比改变的问题等。

在接受1℃记者采访时,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冯英杰和连倩倩说,他们当时报考该核专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好核电未来的发展前景。他们今年成功签约进入中广核工明了他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核电大跃进计划很成问题,需要认真修改。”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说,“中国核电发展规划的制定,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做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连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名词都未出现。”

“中国的核电发展很快。”2016年1月27日,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哲在当天举行的《中国的核应急》发布会上介绍,2015年,中国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多达6台。

何祚庥说,世界上自400多座核电站运行以来,先后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如果依此推算,1%的事故率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1℃记者对公开资料梳理发现,2015年全国开工的核电机组总数,是过去3年开工的核电机组加起来的两倍。其中,2014年为0台,2013年为1台,2012年为2台。

“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是必须立即停止推进仅由少数人关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式的规划。”何祚庥认为,必须对核电站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重新评估、重新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核电就是清洁、经济的能源。而只有不出事故的才能算清洁、经济和安全的能源。

受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影响,2011年2月16日,中国表示“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中国对现有进行了综合安全检查结果显示,中国运行和在建的核电机组基本满足中国现行核安全法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标准的要求,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

“2011~2020年中国的核电高速发展,在世界核电发展历史中,也仅有此例。” NRDC中国核安全项目研究员李晶晶说。

许达哲在上述发布会上还表示,核电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绿色能源,发展核电是中国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30台,总装机容量2831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共24台,总装机容量2672千瓦。在建核电机组总数世界第一。

据了解,到2011年11月为止,我国共有14台核电机组在役运行,装机容量共计1188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有27台,容量共计2989万千瓦。

中国在2014年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显示,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记者据此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预计每年将有6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

中国2005年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核电的战略方针,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核电发展规划,2020年中国在役核电机组将达到70座以上,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5%以上,2030年核电比例将达到10%,2050年将可能超过4亿千瓦。

7月20日, 中核集团微信发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谈核电:发展不能再低调》消息称,目前,核电在中国的电力供应中占比只有2%左右,而世界上有18个国家的核电在其电力供应中占比均已超过了20%,全世界平均水平则约为13%。

核电监管缺乏独立性

“中国核电发展的规模还太小,需要在未来15年中规模化发展,新增70至10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在今年全国“”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广核董事长贺禹称,为实现中国的节能减排任务,到2030年,核电占一次能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5%左右才能有效支撑。

NRDC的这份建议指出,核电的安全不仅要有先进的核电安全技术,还要求核电工业自身能够在核电站选址的安全、管理运营的安全、抵御外部事件的安全、紧急事故处理的安全、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此外,还必须有一套与现行核电发展相适应的、独立的、权威的、有效的核安全监管体制和法律基础来保证核电发展和核能利用的安全。

核电大发展意味核电人才需要快速增长。“我国核电发展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支撑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人,那么预示着未来五至十年,需要大批核工程与核技术、核物理、机电及热能工程、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核电专业人才。”来自国家能源局核电司的闫林在2015年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说。

我国在推进核能利用的过程中,重视核安全问题,先后加入了有关核能安全的国际公约,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核与辐射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努力建立健全核安全监管以及核事故应急体系。

作为“国之重器”,核电产品复杂程度高,产业链涵盖了科研、开发、设计、制造、建设、运营等各个方面,行业范围涉及到从原子核物理试验到机电设备制造、从热工水力学研究到核电站运营、从裂变材料勘探开采到核废物处置等。

特别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要求立即组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等。

“对于核电运营行业,每台核电机组约需要500-800名员⼯。”艾德生在上述研讨会上分析说。1℃记者据此计算,中国目前在运的30台核电机组需要的运行管理人才在15000-24000人;而按照一台核电机组从开工建设到建设完成所需周期为5年来计算,到2020年,随着在建的24台机组陆续投运,54台在运核电机组需要的运营管理人才是27000-43200人。

但随着中国核能利用和核能技术的发展,核安全监管的任务日趋繁重,监管难度也日益加大,已经不能与目前中国核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适应。

如果按照中广核董事长贺禹的说法计算,到2030年中国核电机组增至100台,那么这类人才将再增加一近倍,即达到23000-36800,届时的人才需求总量将是50000-80000人。

调查显示,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家能源局增设了核电司。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在原来一个司的基础上拆分为三个司,包括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和6个辐射安全监督站,核安全监管人员增加到近千人。与此同时,国防科工局也新增设核应急司。

没有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直接从事核电的人员具体数量。《中国能源报》2013年报道称,它从有关渠道“获得的一份2020年核电人才需求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包括核燃料循环、核电科研、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施工安装、电站运营、电站维修、电站退役及后处理、快堆示范工程在内的10个领域的人才都将实现大幅度增加。其中核燃料循环、施工安装、电站运营、电站维修、电站退役及后处理人才需求数量将分别由目前的8500、48000、14000、9700及9400人增至2020年的13300、70000、47500、16000-19000和12600-13300人。

但除了人员编制和经费增加之外,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在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仍维持原来的管理架构,难以应对核能利用迅速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也没有公开资料显示正在运行和建设的核电机组人才缺口有多大。但在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的材料中,一份有关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介绍材料显示:受国内核电形势等客观因素影响,公司在项⽬、人才等⽅⾯都面临激烈竞争,与集团公司要求和核电发展⽬标相比,人才队伍建设还有一定差距。

据了解,2008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以后,中国核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有两家,一是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能源局,负责核电管理职能。另一家是工信部管理的国防科工局,负责除核电之外的核燃料循环、军工核设施管理和国家核事故应急。核安全的监管和环境政策部门是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环保部对外保留国家核安全局的牌子,由环保部的原核安全管理司(2011年年底拆分为三个司)承担具体工作。此外,核行业的管理和协调还涉及到科技、公安、卫生、交通、国土资源、铁路、民航、军队等其他部门。

该研讨会提供的一份来自国家核安全局的资料则提出:大量非核专业人员的加入以及运行人员流向在建核电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核安全人员的稀释和流失,存在核安全文化弱化的风险。

李晶晶说,与其他核电大国相比,中国的核能行业和核技术利用政府管理部门设置较为复杂,职责存在交叉和划分不清的问题,管理效率亟须提高。

2012年10月16日,环保部在其官网上挂出国务院批复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称,“现有资源分散、人才匮乏、研发能力不足……制约了中国核安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应茂教授认为,监管机构要有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独立性主要指的是结构独立性,与其他政府体系和非政府体系相对独立,没有受到不正当的影响;操作独立性,为监管体系提供充足的技术和金融资源;以及监管机构的文化独立性。核电监管机构的职能应有明确划分,除核电以外,放射性物质管理、核电设施进出口也在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内。

这在中国启动第一规模发展核电时期便有了集中的体现。据中核集团内部刊物《中国核工业》2014年报道,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是中国核电进入大发展的火热阶段,无论是施工方、业主方还是总承包方,都存在大量人才被稀释的现象。

唐应茂认为,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资质,在法律上给监管机构充分的权威。在实际工作中,监管机构对颁布的安全标准和要求,必须要有强制的实施力,否则将等同虚设。

报道举例,2008至2011年间,由于中核集团陆续有福清核电、方家山核电、海南核电、辽宁核电、桃花江核电等项目开工或开展前期工作,中国核工业建设二三公司旗下北方公司的被严重稀释到5个核电项目上。

据了解,针对中国核监管存在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曾经指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不是一个完整实体,组织构架不清晰,影响到监管的有效性和对监管职责的履行。

“尽管当时业界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议论,核电的宏伟气势还是着实令全世界瞠目。”上述国家能源局的前官员对1℃记者说。

亟待加强核安全立法

来自兴业证券2016年3月的一份证券研究报告称,从 2015 年开始,核电将进入第二轮发展高峰。从 2005 年至 2010 年,中国地区共有 29 台核电机组开工,装机共计 3500 万千瓦。2015 年至 2020 年新一 轮核电发展高峰将迎来 36 台核电机组开工,装机量约为 4158 万千瓦,平均每年建设5至6台核电机组,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第二轮核电发展高峰在新建机组数量与容量上都将超过上一轮。

无论是监管机制、应急措施和核能政策制定实施,都需要有《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规的支撑。“中国制定原子能法应是立法议程的重点。”李晶晶说。

核电和专业人才是否能与产业大发展相匹配,将决定着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程度,甚至决定着这一产业的。

据介绍,目前我国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法律只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还没有一部统领核活动的上位法。我国于1984年首次启动《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由于核工业主管部门不断调整,使立法进展非常缓慢。核行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更高位阶的权力机构组织协调,也是阻碍《原子能法》出台的原因之一。

在核电站所需的人才当中,最重要也关键的非主控室里的员莫属,他们好比是飞机上的驾驶员。“因为电厂建成之后,就是交给人员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赵成昆在接受1℃记者采访时说。

此外,《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于2003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一些其他相关管理条例颁布至今已经20多年了,难以适应新的核电发展形势和核工业格局。

核电站的主控室由值班长、副值长、反应堆高级员,汽轮机高级员、辅助系统员等5至6人负责值守。其中,正副值班长均是由高级员晋升上去的。1℃记者在2014年到红沿河核电站的主控室采访时看到,这些员面前有四五个电脑屏幕,以及几台投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数字和图表。

围绕“安全高效发展核电”这一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环保部、核安全局将完善核安全许可证管理,明确核电集团公司、业主公司、专业化公司的核安全责任。完善核燃料循环、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管理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准入和执业资格制度,加强“三废”处置经费筹措和使用的管理,制定核设施退役管理办法。研究并制定废旧放射源和核技术利用废物处理处置相关管理办法。推动核电集团研究建立核赔偿基金,设立第三方核责任险。

“整个核反应堆的命运是由他们掌控的。”该核电站的人员对1℃记者说,他们在主控室里随时反应堆的运行状况,根据用户的用电情况调节反应堆的输出功率,在出现故障的时候要迅速作出响应。

“目前中国从事核能开发利用的企事业单位均属有限责任公司,对潜在核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杨富强介绍,虽然在核电站运行之前或者乏燃料贮存、运输、后处理之前,营运者必须购买足以履行其责任限额的保险,但是如果发生像福岛那样大规模的核事故损害,各类生命财产、环境损失等赔偿将是天文数字,远远高于国家提供的最高额度的财政补偿,不能确保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核电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新的核电建机组都采用数字化设备操作的思,一个机组需要4名获得员执照的人员,现行核电站普遍采用6班制轮流换班的流程,未来的24台在建机组将需要的员就多达600人。

杨富强认为,如果对于核事故赔偿有专门的基金来源和管理制度,一旦发生核事故,赔偿的时效性将会大大提高。

1℃记者从有关核电主管部门独家获得的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12 月,共有2075人持有核动力厂人员执照,517人持有研究堆人员执照。

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印发了《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凡拥有已投入商业运行五年以上压水堆核电机组的核电厂,应按照实际上网销售电量和0.026元/千瓦时的标准缴纳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

“数量不是问题,现在人员也分为高级和普通两类,每个核电厂都是提前几年准备培训和储存人才的。”作为中国核反应堆人员资格核准委员会的,赵成昆对1℃记者表示,该委员会每年要开4次会议,对员的资格状况进行评审。在核电站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目前的员是可以适应的,关键是中国核电发展比较快,高级的、有经验的人员需要采取措强培养。

《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认为,可以参考乏燃料处置基金的征收管理办法,建立核安全基金,用于做核损害赔偿的补充。核安全基金应由第三方管理,实行审批、支出两条线。第三方管理机构要保证用于赔偿的基金部分的保值和升值。基金的一部分可用于行业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安全管理办法的更新。

“一旦发生大的事故,那这就看员的水平了。这就是人的因素。”赵成昆说,一名高级和成熟的员,其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水平高,而且对事故的分析与判断要准。

赵成昆分析认为,从此前发生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来看,都与员对事故本身的判断有关。其中,尽管日本福岛核故事发生的主因是史无前例的地震加海啸造成的,员当时的判断失误,则让事故有了进一步加重的机会。

2012年夏,提交到日本有关福岛核事故的一份综合调查报告解开了事故的原因:福岛核事故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对于任何一个拥有核电站国家来说,实践证明,发生一次核事故便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在上述三大核事故当中,有关资料表明,发生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的400倍以上。导致事故前后3个月内有31人死亡,之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方圆30公里地区的11.5万多疏散。

在1979年3月28发生三里岛事故后,美国在时隔30年才于奥巴马期间重启新的核电项目。而福岛核事故的损失及其后续花费的最终成本为11万亿日元(约合6277亿元人民币)。日本对于核工业的信心遭到了严重打击,反核此起彼伏。

三里岛事故发生后,“核”这一标题随之也登上了《时代》的封面。随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找到了既是海军核动力之父,也是民用核能之父的海曼·里克弗将军求教。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师”的海曼·里克弗以私人的身份向吉米·卡特写了一封长信,并强调信件内容只是基于自身的核领域工作经验而成的。他写道:

“涉及人为因素的灾难性事故通常表现为以下4个特点:事故最初的导火索是一些相关较小的设备发生了一系列故障,继而便是工作人员出现了操作上的失误;及时的故障认定和快速的纠错行为可以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如果相关人员能够在较早前就注意到已经出现的小事并能够采取快速的纠错行动,接下来的事故灾难就将能够避免;为减少类似或更严重灾难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美国必须构建和实施足够严格的核安全技术标准,并加大对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

“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数字,培养一个核电高级操作员的成本大概和养一个飞行员的成本差不多。”在2014年12月4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上,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华介绍,中国第一代核电员都被称为黄金人,他们对于核电安全非常重要,“所以要做才的培养,慎之又慎”。

中国第一代核电员在法国培训时,每人的费用相当于一个平均重量的黄金。即便员现在已经可以在国内培训获得,但培训费用每人仍需150万元。

培养一名高级的员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式的训练。《中国青年报》曾引述国家核电董事长王炳华的话说,培养一个符合条件的核电站主控室操作员需要8到10年的时间。美国许多核电站的操控人员多是从潜艇服役人员中挑选的,而中国主要是从高校毕业生中自主培养。

王炳华当时介绍,一名核电主控室的员除了参加各种严格的培训,在正式上岗前还需要3000个小时的实践操作,包括在常规电站(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等)、核电站调试阶段操控,以及在其他核电站的主控室随操作人员进行的“影子培训”。

在员的培训过程中,须完成100多门课程的学习,并且通过国家核安全主管部门组织的笔试、口试、实操考核,最后通过反应堆员考试。反应堆员还要达到国家核安全法规的运行时间要求,方可获得员执照。

在2015年的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曲红在介绍有关情况时举例说,“考操作员没有时间谈恋爱,很痛苦的。”

中国对进入核电员选拔的大学毕业生来源相当严格。赵成昆向1℃记者介绍,这类毕业生主要来自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工程大学等少数老牌核专业高校。

包括员在内,有核电企业人士表示,为了得到一名优质的核电人才,企业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互相挖人是常有的事。

1℃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原中电投(2015年7月15日,中电投与国家核电组建成国家电投)在重组之前,其核电从业人员约2700人,其中大约有500人是从核工业系统引进的。

同样,1℃记者获得的另外一份材料显示,2015年,山东石岛湾公司从核工业系统引进的核电人才是101人,占公司正式员工738人的13.69%。

英国核能行业协会LordHutton在2015年向《中国能源报道》表示,未来十到十五年,人才短缺将成为全球核电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从事核电工作的人正在老去,所以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将成为最大的挑战。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现实。”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在2015年的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表示,“在这个情况下,核电的人才培养也遇到很大挑战。”在他看来,如何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这一“非常重要非常光荣的事业”需要研究。

“核电厂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收入高,有优势,但是现在的优势已经慢慢失去了。”赵成昆说,“比如深圳,跟别的城市相比,那就没有优势。现在人员流动快。”他举例说,有的核电站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一所老牌核专业学校“挖到”一些毕业生,但经过企业的两年培养之后,由于薪水等因素无法满足就“跑”了。

以深圳为例,连倩倩对1℃记者说,她的薪水相对于其他行业整体水平来说并不高,属于“业内的中等水平”。她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薪水,但她相信,日后“通过不断提升能力,成为领域的技术专家,收入水平也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1℃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像连倩倩这样的新员工,月薪税后大约为8000元。

在中国某核能研究单位工作了10年的一位工程师对1℃记者说,他现在的年薪是13万。“很多年没有涨了。”他表示,在核电行业比较特殊,工作压力太大,自己正在考虑跳槽或者兼职。“我有些同学常年出差,有些常年在核电站,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

在赵成昆看来,对于核电等重大和特殊行业,国家在薪水方面应该有适当的倾斜,尤其是针对核电技术人员。“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激励机制。”

与此同时,赵成昆认为,在中国核电发展较快的当今,国家应该通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在国外核工业工作的优质人才归国。

艾德生认为,国家部门关于核人才培养的宏观规划、指导和具体支持,需要更具体化。他认为,目前有“一哄而起”的趋势,重视形式、扩张和数量,而忽略内涵建设和质量。

有核电企业人士,国家层面或行业协会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核电人才培养的协调组织,加强核电企业间、院校间的联系,建立核电人才培养经验交流和反馈机制,从而推动建立标准教材、标准化体系,建立统一的实习,为院校和核电企业实施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和支持。

在赵成昆看来,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工程大学等老牌核专业高校,其教学质量非常高,应该进行扩招。

赵成昆今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该校120周年校庆时就问该校老师,在中国核电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学校为什么不考虑核专业进行扩招?他得到的回答是,学校招收学生的名额有,多招收一名核专业的学生就意味着其他专业要减少一名。

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曲红在座谈会上介绍,公司在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存在研发工程任务不确定性和非标准;年轻员工占比较高,需要加快培养速度和培养质量;人才培养周期长。

闫林在上述全国核电人才开发与建设研讨会上提出:“核电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共同努力。”

中国在读的1万名核电专业大学生当中,未来将有部分人加入核电行业,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很快就可以担负重任。

“现在我国核电大发展,缺少的正是35-40岁左右的有项目经验和管理经验的人才。而至少要经过5-6年完整的项目锻炼,才能培养、成长出一个完备的项目人才。” 《中国核工业》上述报道引述中国核电工程公司福清核电项目部副总经理李振云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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